2023年3月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共青团中央等共同推动完成的《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》国家标准（以下简称“国标”）发布。这是我国在司法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第一项国家标准。

“‘国标’在未成年司法领域中，进一步明确了社工参与服务的入场资质，厘清了此前各地政法机关对于司法社工介入的混沌认识。”在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熊贵彬看来，“国标”能够改变之前一些地方对罪错未成年人在司法分流中“一放了之”的困局，提升未成年人司法社工的专业化水平和规范化运作程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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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有关负责人介绍，通过司法社工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治教育、心理疏导和教育矫治等服务，80个示范建设单位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率为4.7%，低于近5年来未成年人再犯率1.2个百分点。检察人员携手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者累计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帮教服务8.5万人次，累计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保护救助服务3万余人次。

“这孩子整天小偷小摸，屡教不改。”13岁时因多次盗窃被行政拘留的赵立，在街坊邻居眼里是名“惯偷”，16岁时他因伙同别人盗窃电动车被刑事拘留。为了让赵立自力更生、彻底改掉盗窃恶习，检察机关对他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，并委托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85后司法社工李涵帮教赵立。

2012年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写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，对罪错未成年人的挽救、帮扶成为法律制度，司法社工对罪错少年的评估，是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以及法院量刑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在李涵的帮助下，赵立被安排在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当服务员，历经8个月的法治教育、心理疏导和教育矫治，赵立顺利度过附条件不起诉的帮教期，改掉了偷窃习惯。

赵立只是李涵帮教的众多未成年人之一。为迷途少年打开一扇窗， 为受害孩子点亮一束光。十余年来，李涵和同事为北京市5000多名未成年人提供违法训诫、帮教、被害人救助等服务，服务过的未成年人中80%都能复工复学、回归社会。

司法社工像风筝的线，拽回迷途少年

“第一次拿到3000元工资很开心，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，能养活自己了。”李涵了解到，赵立之后再没偷过东西，开始自食其力了。赵立家庭经济条件差，母亲很早因病去世，父亲没有精力、能力管教他。五年级时，赵立被人打伤，他瞒着爸爸辍学离家出走。

“没人教育他偷东西不对，也没有人关心他今天吃了什么、睡在哪儿。”辍学后流浪在外的赵立偷了不少生活必需品，李涵称，“罪错未成年人出现问题行为的背后，折射出他们与家庭或学校相处不融洽、自我发展与社会要求存在矛盾或冲突。”在对2015至2019年服务过的900个未成年人数据分析统计后，李涵发现，年龄在14-18岁的未成年人中，有超过半数辍学；盗窃占近40%；故意伤害、寻衅滋事、聚众斗殴等占25%以上。

抽烟喝酒泡网吧、聚众斗殴飙摩托……李涵帮教的另一位罪错未成年人饶申，是个青春期叛逆型孩子。16岁时，饶申在所谓“大哥”带领下“混社会”，因与圈内“兄弟”参与斗殴被刑事立案。饶申生活在离异家庭，父亲整日酗酒，动辄打骂他，奶奶不闻不问，沉迷麻将。“他在家庭和学校里得不到关怀，只能在另一个群体中寻找行为认同和群体归属。”李涵说。

“当这类孩子被关注和理解后，他的情绪会平静下来，这时再和他交流。”在李涵看来，让涉罪未成年人转变为对社会有用、不伤害社会的人，以一种平等姿态建立信任、杜绝说教式沟通尤其重要。

帮教饶申的10个月内，李涵带他参加了不少活动。在“城市历奇”实践探索项目中，社工们带着这些特殊少年，沿着北京地铁线到大街小巷徒步、整理共享单车、捡拾垃圾、帮助陌生人等，带动他们重新融入社会，这一项目由李涵在2016年发起，至今已开展了400余次。

“我们就像风筝的线，只有让孩子们适应、回归社会，才能真正把他们从偏离的轨道‘拽’回来。”李涵还带着这些孩子到养老院、儿童福利院、临终关怀医院等做志愿服务。“别学我做违法犯罪那么傻的事。”当饶申真诚地劝其他同龄孩子不要像他过去一样时，李涵注意到他在真正蜕变。如今，饶申在一家企业工作，还时常和李涵联系。

截至目前，全国各级团组织共培育、联系青少年事务社工23.35万人，近三成为青少年司法社工，活跃在社会调查、心理疏导等工作一线。

从失控到自控，他们在用心改变

“第一次吸毒在哪里？为什么会染上毒品……”面对办案人员的询问，涉毒少年范霖情绪十分低落，始终不肯开口。初次接触范霖，李涵感受到他的防御心极强，李涵并未追问有关毒品的事，而是和他聊了聊当下能做的事及未来计划。经过长达一年的帮教，顺利度过附条件不起诉的范霖回到老家后，给李涵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，后来得知范霖考上大学，李涵很庆幸，“没有因这件事影响他的一生，相信他以后再不会涉毒了。”

丰富的帮教经历，让李涵感受到，涉罪未成年人像是车道上失控的小赛车，从失控到自控，能感受到他们在用心改变，“比如开始考虑找工作，哪怕从兼职开始，开始愿意回家多待一宿等等”。

提及对罪错未成年人挽救帮扶的目的，李涵认为，一个人出现行为失范，与所处社会关系紧密相关，如果不想办法把其拉回正轨，反而将其排挤到社会边缘、任其走到危险角落，会造成更多风险事件。

熊贵彬对此表示认同。他建议，对于涉罪涉法、被侵害和涉入家庭矛盾中的未成年人，青少年司法社工要精准评估其风险因素、需求因素和保护性因素，“可使用评估工具如问卷或量表，社工根据评估结果，精准匹配相应的具体干预策略”。

青少年司法社工扮演“知性慈爱母亲”角色

近年来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上升。5年来，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9万人，年均上升3.6%。其中，起诉强奸、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13.1万人。

李涵曾为一个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于晨提供救助。那是一个暑假，北漂打工的于晨妈妈将12岁女儿接到北京，同居男友趁于晨妈妈不在时，侵害了她，心痛的于晨妈妈找到李涵求助。

“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可能存在恐惧、焦虑等强烈情绪，需要及时开展心理援助，给予关怀与呵护。”在李涵的多次帮助下，于晨慢慢走出心理阴影，开始愿意和身边的小朋友接触。李涵为于晨找到了北京一所寄宿制学校，让她逐步回归正常生活。

“如果司法体系扮演了‘严格公正的父亲’角色，青少年司法社工则是‘知性慈爱的母亲’角色。”熊贵彬分析说，对因犯罪、被侵害和家庭矛盾而陷入困境的孩子而言，社工需熟知其特性并采取科学专业、合乎情理和实践理性的行动，给他们带去温暖、指引和希望。

“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行动，或许能帮助他们的人生出现转折。”李涵表示，做这份工作有满满的价值感，“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司法社工这个群体，也呼吁更多年轻人加入我们，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”。

（文中赵立、饶申、范霖、于晨均为化名）

（记者 先藕洁 韩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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